「海洋中華文化」急先鋒(3)──詩人楊渡「海洋臺灣」六書讀後

「海洋中華文化」急先鋒(3)──詩人楊渡「海洋臺灣」六書讀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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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澎湖灣的荷蘭船》(南方家園出版,202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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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也早看到了這一點,深知在「聖人」輩出的「封建精耕農業社會」快速擴張之下,「漁獵採集社會」絕對是一去不復還了。而周公創建治理萬邦諸侯的「禮樂」制度,施行四百多年後,也已淪入君臣陰謀相弒,制度分崩離析的地步,必須以既「興」且「遊」的思想與行動,振興此一亟待重整的衰世。

爲了喚起大衆的「禮樂」意識,孔子在《易經》、《禮記》、歌樂之外,特重「溫柔敦厚」、「樂而不淫,哀而不傷」的啓發型「詩教」,着重「遠距聯想」的訓練。他編修《春秋》,評論史實,全以微言暗示,開創一字褒貶的「書法」。他編選《詩經》爲教課書,提倡「興、觀、羣、怨」的思考模式與自我教育法,強調以超越「賦、比」的「興」爲主,捕捉「偶發靈感」(contingency)觀察異類事物之間的關係,讓思維在「遠距跨界並列聯想」中,產生妙悟。我們可以說,孔子是先秦「詩性智慧」(poetic wisdom)文化的奠基者,與維柯(Vico,1668-1744)在《新科學》(New Science,1744)中的「詩性智慧」申論,有部分重疊之處,值得進一步細緻區分。

帶着弟子周「遊」列國,而「道不行」,「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。」(《史記.孔子世家》)沒有實踐「乘桴浮於海」的他,沒有想到,兩千四百多年後,1958年的元旦,有一位名叫徐復觀的儒者,在中原慘烈內戰期間,浮海來到臺灣,在他創辦的《民主評論》(1949-1966),發表《爲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: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》(A Manifesto on the Reappraisal of Chinese Culture:Our Joint Understanding of the Sinological Study Relating to World Cultural Outlook),文章由唐君毅初稿,經張君勱、牟宗三、徐復觀反覆修正,聯署發表,頓成當代「新儒家」的世界宣言。同年八月,持續近兩個月,慘烈無比的「八二三金門砲戰」開打。逼人而來的武力,並沒有挫折儒者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的銳氣。

「宣言」中特別拈出「心性之學」爲儒家文化的核心,沒有提到原始儒家發展出的「詩性智慧」,對世界文化之貢獻。不過,六十年後,我們重新審視孔子傳授的「遠距跨界並列聯想」思考法,在人工智慧大行其道的後現代社會,不但沒有過時,而且亟待加強推廣。孔子強調「君子和而不同」《論語‧子路》的主張,更是後現代多元價值觀的基礎。儒者之所以能夠「和而不同」的關鍵,還在「遊」的信念之建立與施行。孔子是先秦諸子中,最先提出「遊」又努力實踐「遊」的哲學家。他認爲儒者在日常生活工作行事上,要能「遊於藝」,也就是要能「舉一反三」《論語.述而》,觸類旁通,也就是有原則的,發揮自家隨時轉化、隨機應變而不逾矩的生命力。

孔子死後約一百五十年,他的「興、遊」理念得到孟子與莊子的承繼與進一步發揮。莊子也看出「漁獵採集社會」無法恢復,於是在孔子「志於道,據於德,依於仁,遊於藝」的平臺上,特重「道、德、遊」的發揮。把「比、興」作詩法,轉化成「比、興」文章法。把意象與意象的「遠距跨界並列聯想」,代換爲寓言與寓言的「遠距跨界並列聯想」,把「言外之意」變成「寓言外之意」,開啓了汪洋恣肆,變化莫測的文風。他又通過〈逍遙遊〉、〈知北遊〉…等篇章,把「形而下的遊」,轉換爲「形而上的遊」,成爲儒門「興、遊」思想的最佳光大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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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則在「據於德,依於仁」方面,以其如椽雄健巨筆,氣勢磅礡,詞鋒犀利的,盡力發揮並實踐儒家「遊」的哲學觀念,讓有原則的隨機應變生命力,隨其感情洋溢的滔滔雄辯,決江河而下,波瀾曲折,景觀壯闊,足令讀者披靡。

一直到二十一世紀互聯網時代的今天,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儒家「興、遊」觀念的充沛再生力與感染力,可以結合新興的海洋視角,與時俱進,爲中華文化,再創新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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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海洋中華文化與海洋國際貿易

《水田裡的媽媽》一書中,楊渡以臺灣政經農牧社會爲背景,父母爲主角,鋪陳1940到70年代鄉下小人物,由農民轉工商的奮鬥歷程,在失敗與成功之間,嚐盡酸甜苦辣。他深切感受到,要想變爲成功的大商人、大企業家,是多麼的不容易;必須「要擺脫農村、農民思維,試着學習現代性資本運作,付出無數代價,才能學會。」擺脫了傳統農民至上的慣性思考,他對父母自修現代財務金融管理,自學商業營運有成,感到由衷欣慰與佩服,從而對臺澎海洋國際貿易史上,經營開闔有成的「生意人」,也刮目相看。

上述諸書中,他多次詳細描寫明末清初李旦、顏思齊、鄭芝龍……等強盜「生意人」的海上縱橫成功史,並以專章敘述鄭芝龍建立「中國第一跨國商團」的過程,從而透視當時海上國際貿易的偶發機遇與不測風險,必須在既「興」且「遊」的隨機應變中,求取生存茁壯的可能。(《澎湖灣的荷蘭船》,頁289-327)

在儒家生意人裡,以被孔子誇獎爲「瑚璉之器」的端木賜子貢(520-446 B.C.)最爲有名。《史記.貨殖列傳》贊他與陶朱公范蠡齊名;後世則奉「端木遺風」爲商場圭臬,視其爲儒商初祖,甚至尊之若財神。有教無類的孔子,對弟子評價是多元的,他說:「回也其庶乎,屢空。賜不受命,而貨殖焉,億則屢中。」《論語.先進》又說「富與貴,是人之所欲也,不以其道得之,不處也。」《論語.里仁》只要個自行之遊之有「道」,孔子對顏回的貧與子貢的富,均以平常心視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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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,《禮記.禮運.大同篇》的理想貨殖境界:「貨,惡其棄於地也,不必藏於己;力,惡其不出於身也,不必爲己。」要到中山先生1894年上李鴻章書中指出,要國富民強必須:

「人能盡其才,地能盡其利,物能盡其用,貨能暢其流。此四事者,富強之大經,治國之大本也。我國家欲恢擴宏圖,勤求遠略,仿行西法,以籌自強,而不急於此四者,徒惟堅船利砲之是務,是捨本而圖末也。」纔算完全擘劃成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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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年後,他提出「平均地權」(1905)主張,希望從根本上打通三千年來的土地魔障,徹底實踐「人能盡其才,地能盡其利,物能盡其用,貨能暢其流」的國策。此一理想,要到五十年後,國民政府在臺灣溫和漸進的推行「土地改革」成功,方纔實現。

《水田裡的媽媽》一書,對影響1950年代至巨的國府「土地改革」,着墨不多,但對其所產生的成果,卻如影隨形,不時在敘述過程中,突然冒出,有如扮演扭轉乾坤的藏鏡人。從紡織廠、水泥廠、鐵工廠的相繼出現、男女工人青春鑰匙俱樂部的風靡,到水泥紅磚三層透天厝的流行、自耕農買賣田地的普遍,以至於暴發戶「田僑仔」的揮金如土,這些栩栩如生的例子,背後,都有陳誠「土地改革」的影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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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寫《有溫度的臺灣史》,國民政府名揚世界的「三七五減租」、「公地放領」、「耕者有其田」政策及效益,纔在楊渡筆下,獲得了概括的簡述與評價。陳誠以溫和理性態度主持「土地改革」的功績,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肯定。

(待續)